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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案之蓝党大狱到底冤不冤-【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13:10 阅读: 来源:清水泵厂家

“蓝党”大狱到底冤不冤?

那么蓝玉周围及其相关的人如何被扯上“蓝党”的?而所谓的“蓝党”大狱到底冤不冤?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年由洪武帝钦定的《逆臣录》及官方编定的国史中所记载的已经勘查坐实了的所谓罪犯“犯罪事实”:

以洪武帝为首的中央朝廷首先将蓝玉锁定为胡党余孽:“(蓝玉)初与胡、陈之谋”,“胡、陈之反,(蓝)玉尝与其谋”。这类话用耳熟能详的语言来表达,即说蓝玉是深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他一直从事反对、分裂和颠覆洪武朝廷中央的罪恶活动。皇帝洞察秋毫,“数加诫谕,(蓝玉)略不知省,反深以为责辱,遂生忿怒,乃同曹震、朱寿、祝哲、汪信等合谋,阴诱无知指挥庄成、孙让等,设计伏兵,谋为不轨。”《明实录》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些:“当是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辂、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诸武臣尝为(蓝)玉部将者,玉乃密遣亲信召之,晨夜会私第,谋收集士卒及诸家奴,伏甲为变,约束已定,为锦衣卫指挥蒋所告。(洪武帝)命群臣讯状具实,皆伏诛。”

至此,所谓的蓝党谋反之事被演绎有声有色又惊心动魄。那么其犯罪证据又在哪里呢?

◎酷刑下蓝玉的儿子、哥哥、侄儿及家中下人都说蓝大将军要谋反,但就不见其有实质性的行动,怪否?翻遍《逆臣录》,再查《明实录》,十分奇怪的是,“首恶”主犯蓝玉居然没供词留下。这怎么可能呢?犯下如此滔天罪恶、涉及数万条生命的惊天大案之主犯最终却什么也不留下,这让天下人如何信服?洪武帝朱元璋是个了不得的政治家,同时也是细致之人:既然首犯没有或言留下了不便公之于世的“供词”与证据,那么就从主犯周围最为关键的人群入手。

蓝闹儿,又名蓝碧瑛、蓝大舍,蓝闹儿是他的小名,蓝玉长子,蓝党谋乱一旦成功了的新帝国王朝太子,他的证词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他招供了什么?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蓝玉邀请了军中许都督、孙都督、徐都督、周都督等到蓝府“饮酒议事”。四五天后的二月初二日,蓝玉又邀请了府军前卫孙指挥、刘指挥、孙百户到自己家里喝酒,喝酒间蓝大将军说:“借马鞍七十副、马四十三匹,我要商量作些事。”(“我要商量作些事”,做什么事?酷刑之下的蓝闹儿居然没说。本书作者注)为了能够在审讯过程中得到供词,坐实蓝玉与昔日胡惟庸谋反案有关,审讯人员动足了脑筋,用尽了刑罚,终于得到了蓝闹儿的这样的供词:就在喝酒时,蓝玉又说道:“小孙指挥,你父日前与我在胡丞相(胡惟庸已经被杀了十三四年,骨头可能都开始烂了。笔者注)家商量的话,你年小不理会,我使儿子去(你们)上取军去了(即要些兵马人手)?”小孙指挥回答:“怕上位(指皇帝朱元璋)得知不好。”蓝玉说:“有我不妨。我自有主张,事成便着你做大官人。”小孙指挥听到这里立即拜谢。

除了向小孙指挥(即孙让),蓝玉还向府军前卫刘指挥、石千户等借军马。蓝闹儿供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里,具体哪一天他不记得了。只记得刘指挥、石千户等来到蓝家,蓝玉叫火者添受拿出两件红普鲁袄子送给刘、石两人,然后跟他们说:“上位如今老了,不管事了。你卫里有多少军马?”刘指挥回答道:“军都上直(通假字‘值’)了!”(此话的意思是我卫中的兵士都给调到外面去)蓝玉不甘心,又问:“刘指挥,你随我不肯?”刘指挥很好奇,反问:“什么事?”蓝玉说:“我如今要做事,使家人李清取马去了。”刘指挥听说后当即说道:“只怕上位得知。”蓝玉拍着胸脯给他壮胆:“有我在,你怕什么!”刘、石两军官听到这里,齐声说好。

不过即使到了这一步,蓝玉还不放心。为了使底下军官们能与他一起造反,他还对刘指挥、孙指挥、武指挥、严百户等部下不断进行引诱,甚至威逼相加:“我征西征北受了多少苦,如今取我回来,只道封我做太师,却着我做太傅,太师到着别人做了。你每肯从我时便好,若不肯时,久后坏了你。”众将领听后没有不害怕的,随即应允了,齐声回答:“大人要借马用,我到二月初七送将马来。”

从酷刑底下蓝闹儿“逐招”供词来看,要说蓝玉与军中将领密谋造反,好像有那么一回事,但又不能不让人感到有点勉强,且孤证难以令人信服。大家别急,深刻领悟大明帝国伟大领袖指示精神的锦衣卫力士、校尉们很快就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蓝荣的供词。

蓝荣是蓝玉的亲哥哥,从情理来讲,如果真有所谓的“蓝党”,那么这个蓝荣应该属于蓝党的核心成员,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供词:

《逆臣录》记载:“一名蓝荣,年六十三岁,凤阳府定远县人,系蓝玉兄。先任府军右卫指挥,为因年老,将男蓝田替职,调江北权管英武卫事。荣致仕在闲。”蓝荣状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有侄蓝闹儿到家,对(蓝)荣言说:‘父亲教请伯伯来说话。’是(蓝)荣应允,就同闹儿前去见弟。蓝玉留歇至夜,饮酒间,蓝玉对说:‘我想胡党事公侯每(们)也废了多,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我如今与府军前卫头目每(即“们”)议定了,你可教蓝田知道,着他也收拾些人接应。’是(蓝)荣允从,回说:‘我明日写信去,教儿子自来商量。’说罢至初三日,是(蓝)荣使人前去唤男蓝田,为因本卫有事,未曾来到。不期事发,取问罪犯。

案件审理到这里,似乎有了眉目,矛头指向的是蓝党核心成员蓝荣之子即蓝玉的侄儿蓝田。那么蓝田怎么供述的?

“一名蓝田,凤阳府定远县人,系蓝玉侄男。自兵革以来,于和州在城十字街住坐。有父蓝荣,先任府军右卫指挥,年老,令田替职。洪武二十五正月内,钦调江北权管英武卫事。状招洪武二十六年失记的日(具体日记不记得了),有父令妹婿许升送信前来任所,报说:‘叔父征进回还(征讨回来),因见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发,生怕连累,唤你过江说话,准备些人马伺候。’是田依允,就对妹婿言说:‘你且回去,对老官人说,这个不是小可的事,我随后自来商量。’不期叔父蓝玉事谋未成败露,提问罪犯。”

至此,有关蓝玉谋反的惊天大案似乎可以坐实了,犯罪动机:第一,受封不公,皇帝朱元璋原来说要封蓝玉为太师的,结果却封了他做太傅,矮了一截;第二,蓝玉是胡党余孽,这从他跟小孙指挥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出。既然胡惟庸是“铁定”的谋反首逆,那么胡党余孽蓝玉就是潜伏着的谋乱者;第三,亲家靖宁侯叶升是胡党余孽,且已被处置了,而蓝玉自己又曾参与了胡惟庸谋反,由人及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蓝玉谋反赌一把,总比束手待毙要强;第四,皇帝朱元璋已经怀疑蓝玉有不轨之举。

从上述口供所涉及的四个层面来看,蓝玉首倡谋逆造反有着充分的动机,那么其依据或言行为证据又在哪里?蓝荣说弟弟蓝玉让他去叫蓝田准备接应,蓝田口供也证实了他父亲的口供。似乎一切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但细细想想就是没什么过硬的铁证。那怎么办?锦衣卫的人有的是“本领”,他们从蓝家的下人火者(应该是指宦官,待研究,笔者注)中找到了一个叫赵帖木儿的出来作了“关键”之证:“一名赵帖木儿,高丽人氏,系蓝玉家火者。逐招于后:一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日,有凉国公差令火者董景住前去临清取马15匹,真定取马15匹,前来骑用。有火者董景住对赵帖木儿说:本官(指蓝玉)要谋反,就领着府军前卫参随,他的旧马军胜子余等100名都是好汉,一个当5个,在西华门听候,等上位茶饭时一同下手。”又“一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五日,有蓝玉安排酒,请景川侯。吃酒中间,有蓝玉言说:‘我(们)每到处出征,回来别人都做大官人,我后头才封我做太傅。上位每日长长怪我。’蓝玉又说:‘景川侯你每(们)各自收拾些军马下手。’景川侯回言:‘是好。我心里也如常想着。要收拾些旧根的伴当(档),一同捡好日便下手。’不期事谋未成败露,到官,取问罪犯。”

凉国公要造反,派了家中火者董景住到山东临清去取了15匹马,真定也取了15匹马,而就是这个叫董景住的凉国公“特使”还对同为下人的火者赵帖木儿说:主子蓝玉已着手进行造反准备,计划乘皇帝朱元璋御用茶饭之际,从明皇宫西华门开始下手。看到这样的说辞,人们似乎可以认定蓝玉造反确有其事,真的吗?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蓝玉造反想乘皇帝朱元璋御用茶饭之际,从明皇宫西华门开始下手?这些极度机密与关键性的信息在蓝玉儿子蓝闹儿和哥哥蓝荣的供词中没有,却偏偏是让蓝家下人之间相互通报呢?第二,蓝玉造反既然是密谋,火者董景住为什么还口无遮拦地直言相告于火者赵帖木儿,这还叫密谋吗?第三,蓝玉派董景住到山东临清、河北真定各取马15匹,一共加起来才30匹,这么个数字的马匹用来给所谓的蓝党分子骑着出去旅游旅游还差不多。若蓝玉等真是要谋反的话,那得要上多少个地方去凑足足够的军事力量?要是到全国各地都去走走,一一调集人马,这岂不是告诉全国军民:我蓝玉要造反!这可能吗?

◎蓝党核心成员景川侯曹震儿子说的蓝党谋反时间要比钦定的蓝党谋乱时间迟两个多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论蓝府下人们的说辞逻辑有多荒唐,但有一件事还是说得蛮到位的,那就是军官武夫蓝玉经常在府中与景川侯曹震等人一起喝酒、喝茶、说事。案件审理到此,就涉及景川侯曹震等人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蓝玉的这个哥儿们到底为何会与洪武后期的这起特大谋反案搅和在一起的?曹震及其家人又有何等“说辞”?

“曹震,濠人。从太祖起兵,累官指挥使。洪武十二年,以征西番功封景川侯,禄二千石。从蓝玉征云南,分道取临安诸路,至威楚,降元平章阎乃马歹等。云南平,因请讨容美、散毛诸洞蛮及西番朵甘、思曩日诸族。诏不许。又请以贵州、四川二都司所易番马,分给陕西、河南将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驿,道经大渡河,往来者多死瘴疠。询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驿道,平易无瘴毒,已令军民修治。请以泸州至建昌驿马,移置峨眉新驿。’从之。二十一年,与靖宁侯叶升分道讨平东川叛蛮,俘获五千余人。寻复命理四川军务,同蓝玉核征南军士。会永宁宣慰司言,所辖地有百九十滩,其八十余滩道梗不利。诏震疏治之。震至泸州按视,有支河通永宁,乃凿石削崖,令深广以通漕运。又辟陆路,作驿舍、邮亭,驾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贵州,以达保宁。先是行人许穆言:‘松州地硗瘠,不宜屯种。戍卒三千,粮运不给,请移戍茂州,俾就近屯田。’帝以松州控制西番,不可动。至是运道既通,松潘遂为重镇。帝嘉其劳。逾年复奏四事:一,请于云南大宁境就井煮盐,募商输粟以赡边。一,令商入粟云南建昌,给以重庆、綦江市马之引。一,请蠲马湖逋租。一,施州卫军储仰给湖广,溯江险远,请以重庆粟顺流输之。皆报可。”

从《明史》的这段撰述来看,曹震尽管是早期一起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老革命”,但在明初猛将如云的行列里,他的军事战功与才能算不上什么,因此在洪武三年的第一次大封功臣中就没他封爵的份儿。曹震那个景川侯的爵位是在洪武十二年的第二次大封功臣中与蓝玉等其他11个人一起获得的,对此《明实录》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朱元璋)封大都督府佥事仇成为安庆侯、蓝玉为永昌侯、谢成为永平侯、张龙为凤翔侯、吴复为安陆侯、金朝兴为宣德侯、曹兴为怀远侯、叶升为靖宁侯、曹震为景川侯、张温为会宁侯、周武为雄武侯、王弼为定远侯,皆赐铁券。”

在这次封爵的12个功臣中,宣德侯金朝兴于洪武中期跟随傅友德远征云南,洪武十五年七月卒于会川,后“追封沂国公,谥武毅”。安陆侯吴复在远征云南时身负重伤,两年后的洪武十六年因“金疮发,卒于普定。追封黔国公,谥威毅”。安庆侯仇成于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因病退居二线。皇帝朱元璋“赐内酝,手诏存问。卒,赠皖国公,谥庄襄”。除了这早逝的3人,其他9个侯爷基本上都很健朗,且还屡立战功,成为洪武中后期大明帝国军事上的中流砥柱,尤其是永昌侯蓝玉迅速崭露头角,挤入了明初名将冯胜、傅友德等大将军的行列。那么在这三位大将军之外,洪武中后期大明军界要说较为突出的人才,恐怕就要数景川侯曹震了。

曹震的军事功劳大概有三:从征西番;从蓝玉征云南;经营四川军事。史书说:“(曹)震在蜀久,诸所规画,并极周详。蜀人德之。”而从个人之间的交往与友情来看,由于曹震较长时间是跟随蓝玉出征的,战场上的生死考验早已将他俩连在了一起。所以当蓝玉出事了,曹震是接下来第一个被人算计到的,“论逆党,以(曹)震为首”。那么这位景川侯曹震对于这场所谓的逆党叛乱留下了什么口供?

翻遍《逆臣录》和《明实录》,与凉国公蓝玉一样,曹震居然没有一句供词留下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儿子曹炳和5个火者、3个“二奶”的口述检举揭发。

“一名曹炳,年三十八岁,系景川侯男。状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有父(指景川侯曹震)在凉国公直(值)房内吃酒,带醉至晚回家,与(曹)炳言说:‘我每(们)同许都督三人在凉国公家饮酒,商议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似以前,我每(们)一般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每(们)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原根(跟)随我的府军前卫孙指挥、武指挥,还有些旧头目都是些好汉,等今年四五月间,问他卫家收拾些好人马,我每(们)再去各处庄子上也收拾些家人仪仗户等。今年上位年老不出来,我每(们)预备下,伺候做事业,务要成就。’所招是实。”

这样的供词与前面提到的蓝闹儿、蓝荣和蓝田等人供词大同小异,唯一让笔者觉得有价值的是,所谓蓝党谋逆核心层面的曹震之子曹炳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被捕后说他父亲要“等今年四五月间,问他卫家收拾些好人马,我每(们)再去各处庄子上也收拾些家人仪仗户等”。这就不得不让人发问:所谓的蓝党谋乱时间到底定在哪个时候?是曹炳供词中所说的洪武二十六年四五月间,还是前面提到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上出劝农时举事”?见此有人可能要说,会不会人家曹炳记错了日期?问题是这可能吗?上面供词记录中说,曹炳当时38岁,正值壮年,对于密谋造反这种弄不好要杀身灭族、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他会轻易记错时间——相差了两个多月?这似乎太离谱了。

可更为离谱的还在后头,景川侯府上有三四个20~30岁之间的火者供述:主子曹震分别让他们出去取几副铠甲、兵器什么的。就几副铠甲、兵器,够造反用吗?难道朱元璋开创的大明帝国是纸糊的?让人忍俊不禁的还有,曹震平日十分疼爱的“二奶”们在这个十分关键时刻却一点也不顾共同夫君的颜面与生死安危,相反她们从昔日的“被压迫者受苦”的角度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出发,划清界限,揭发蓝党骨干分子曹震的“罪行”。这几个“二奶”分别是24岁四川籍的张回奴、28岁北平籍的金氏、15岁云南籍的喜奴,其中最小的喜奴供述如下:

“一名喜奴,年一十五岁,云南白人子人氏,系景川侯妾。逐招于后:一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有景川侯在直(值)房和蓝大人吃酒后回家,对老夫人说:‘蓝大人请我同吃酒,教我同他起意。我只道好意请我吃酒,原来叫我说这等话。’老夫人言说:‘你却不要依着他,那蓝家胡子却不是人,你若依着他,我便寻死去,你快去窑上躲了他便罢,你不躲时,我便(上)皇孙殿下处说去。’系喜奴递茶听得。”

由喜奴的供词来看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蓝玉“起意”不得人心,否则曹家老夫人怎么会骂他‘蓝家胡子却不是人’;第二,曹家老夫人有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谋反和分裂中央朝廷的叛乱。至此,问题聚焦到了关键点:老夫人供词在哪里?没有啊!翻遍《逆臣录》都找不到。而十分有趣的是,像凉国公、景川侯这样的公侯家里的人,似乎地位越高脑子记忆越不好,反倒那些越是底层的“受压迫者”越能提供蓝党分子阴谋叛乱的确切信息:

“一名汤日新,凤阳府定远县人,系景川侯家佃户。状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因送粮到于景川侯府内,拜见本官了当。至当日晚,本官赐酒吃饮,言说:‘如今凉国公征进回来,要谋大事,他与我每(们)众公侯并府军等卫头目每都商量摆布下人马了,早晚便要下手。你明日快回去说与你一般佃户每(们),也要安排伺候着。若这里下手时,我便差人来叫你每(们)来接应。若事成时,都有大官人做。’日新明知所说系干谋逆,自合随即赴官首告,却不合要得进用,辄便应允,拜辞回还,与一般佃户邓姚保、李旺经、驴儿、李来保、穆佛奴、穆四等说知前因。各人允许,常去听候谋逆。不期事发,罪犯。”

检举揭发者汤日新为曹震凤阳老家的佃户,像这样的佃户对于一个侯爷府来说是根本算不上什么的。佃户交租,充其量管家出场算是了不得了。现在可好,不仅本家老爷景川侯曹震赐酒,而且还要这个佃农回去与其他佃农一同说定,时刻准备好跟随主人一起造反。统帅过千军万马的景川侯难道会弱智到了不懂得什么叫密谋?难道一辈子在军中混的人,曹震想谋反却调不到自己的部下而要去叫只会使用农具进行劳作的农民远道来接应?这岂不是向皇帝朱元璋报告或宣战了:我们正开始准备造反了!这样的证据简直是荒唐透顶。不过再怎么荒唐,有人认为可信啊。谁?朱元璋及其那些办案人员。那有人要说,难道朱元璋没看出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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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临淮人。父聚,以前翼元帅从平江南、淮东,积功为大同卫指挥同知,致仕。翼随父军中,骁勇善战,以副千户嗣父职。从征陕西,擒叛寇。擢都指挥佥事,进佥都督府事。从蓝玉征云南,克普定、曲靖。取鹤庆、丽江,剿七百房山寨。捣剑川,击石门。十七年论功封鹤庆侯,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蓝玉一案发生前三年,晋升为鹤庆侯没几年的张翼退居二线,且回了老家河南汝宁府遂平县定居,远离了是非之窝京城。按理说,他与蓝党谋反案没什么关系,可洪武朝廷却不这么认为。《逆臣录》记载:

“一名张翼,系河南汝宁府遂平县人,任鹤庆侯,逐招于后:一招洪武十一年不记月日,为见胡惟庸行事,好生有权。是(张)翼不合纠同延安侯、李太师(指李善长)、吉安侯、南雄侯、靖宁侯、普定侯、景川侯、会宁侯等,时常前去本官家往来,饮酒结交,商议谋反事情。不期洪武十三年胡党事发,已将各官节次伏诛了当。是(张)翼一向侥幸,不曾败露。后至洪武二十三年间,为因年老,钦蒙放回原籍,致仕去讫。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内,因庆贺到京,有婿王信、兄王礼任龙虎卫前所镇抚,本官前来拜望,就留宿歇。当晚备酒吃饮间,是(张)翼将左右伴当(档)喝退,对王礼并婿王信言说:‘比先我与延安侯、李太师、吉安侯、南雄侯众人结交胡丞相,商量反事,也不曾成得,到(倒)杀了些好公侯。如今止是存留得靖宁侯、普定侯、景川侯、会宁侯与我,托赖祖宗福荫,不曾有人招出我每(们)名字。不知久后下场头如何?昼夜忧心,为这件事不曾下怀。如今只愿我得一场病死,到免得(连)累了一家老小。’说罢酒毕,各歇了当。至本月内,回还原籍去讫。至本年十二月内,有婿王信到于汝宁府家,是(张)翼分付本婿言说:‘如今凉国公差人到这里说他要谋反,料想我久后为胡党事也熬不出去,莫若随顺他做一场到(倒)好。你快回去与你哥哥说得知道,我这里庄上收拾些好汉伺候接应。凉国公教你兄那里也寻些人听候着。你去蓝家时常讨分晓,下手时快差人来教我得知。’有王信听允,至次日回京。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内,一向不见信息回报。是(张)翼又令侄张勇并家人张锁儿前去探消息。不期蓝党事发,已将各官问决了当,幸不招出。至三月初八日,有旨宣(张)翼到京,为见王礼亦为党事败露,提送锦衣卫收问。是(张)翼惧本官招出前项情由不便,又对婿王信言说:‘你可自去出首,也免得我一家老小性命。’有王信依听前来出首,不期就行拿问,招出前情在官。”

从上述退休高干、老革命张翼的供词中我们发现至少有三个方面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张翼与胡惟庸谋反有关,洪武早期他“时常前去本官(指胡惟庸)家往来,饮酒结交,商议谋反事情”。这样就一下子将这个退休高干、老革命锁死在胡惟庸谋反案上,即使他真没参与蓝党谋逆活动,那也必死无疑。

第二,张翼被牵连到蓝党谋逆一案中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女婿王信及其哥哥王礼的“不当言行”。因为张翼曾经跟随蓝玉等远征云南,两人原是上下级关系,倘若真有蓝党谋反一事,张翼作为洪武后期幸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侯爷,他的老上级、老领导蓝玉不会不想到他,不会不去告诉他或征求他的意见,由此反倒证明蓝玉谋反或许正是子虚乌有。

第三,张翼供词“不期蓝党事发,已将各官问决了当,幸不招出。至三月初八日,有旨宣(张)翼到京,为见王礼亦为党事败露,提送锦衣卫收问”。这是讲在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当张翼被人提送到南京锦衣卫审问时,所谓的蓝玉谋反案的核心骨干人物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等已经被处决了,但大肆捕杀蓝党分子还仅仅是开了个头。

◎清除所谓的蓝党分子实际上就是对遍及全国各地的大明军中中高层领导进行了一次大清洗由此看来,当时真实的情形应该是,只要与蓝玉、曹震等所谓的蓝党有关系的军中人士统统都要被逮捕、审查,随即予以处死。具体地说,有如下有头有脸的军中人物被卷入了这场所谓的谋反大案之中:

金吾前卫指挥姚旺、金吾后卫指挥李澄、羽林左卫指挥戴彬、羽林右卫指挥严麟、府军卫指挥李俊、府军前卫指挥武威、府军左卫指挥轩兴、府军右卫指挥袁德、府军后卫指挥龚广、虎贲左卫指挥赵祥、锦衣卫指挥陶、旗手卫指挥潘荣、神策卫指挥孟德、豹韬卫指挥陆翥、武德卫指挥张杰、沈阳卫指挥魏杰、沈阳右卫千户张伟、蒙古左卫指挥法古、蒙古右卫指挥司敏、水军左卫指挥徐礼、水军右卫指挥刘麟、虎贲右卫指挥王敬、骁骑右卫指挥梁谦、鹰扬卫指挥王贵、龙骧卫指挥黄忠、留守左卫指挥潘显、留守右卫指挥刘钺、留守中卫千户邵永、留守后卫指挥顾胜、江阴卫指挥徐兴、龙江左卫千户沈文、龙江右卫指挥周兴、兴武卫指挥董翰、龙虎卫指挥刘本、横海卫指挥缪刚、广武卫指挥时清、应天卫指挥邓雄、广洋卫指挥陈佐、飞熊卫百户郑子才、镇南卫指挥彭让、天策卫薛贵、中都留守司指挥周原、湖广都司指挥陈镛、四川都司指挥周助男周鉴、成都左护卫指挥刘渊男刘义、成都中护卫千户张忠、武昌中护卫指挥陈、武昌右护卫指挥姜、武昌左卫指挥田胜、岳州卫指挥草里不花、海宁卫指挥陈春、河南中护卫指挥鲁威、河南左护卫指挥张、河南右卫百户石贵、陕西中护卫指挥刘荣男刘泓、兖州护卫指挥徐华、滁州卫指挥胡炳、安庆卫指挥蔡海、皇陵卫指挥许亮、留守中卫镇抚王覆、凤阳中卫指挥朱和、怀远卫百户李春、凤阳右卫百户刘杰、长淮卫千户田胜、庐州卫指挥王义、镇江卫指挥戴复、扬州卫百户张宽、泰州卫百户侯世杰、大河卫指挥袁荣、颍州卫指挥吴彬、颍昌所百户凌进、九江卫指挥陆旺、镇海卫指挥沙保、永宁卫指挥孟麟、清平卫指挥蒋义、蒙化卫千户刘宽、营州屯卫充军指挥沈谅、达达指挥乃儿不花,等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年清除所谓的蓝党分子实际上就是对遍及全国各地的大明军中中高层领导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本来是清洗军中有可能存在的危险势力,但朝中两个重量级的文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却也被卷入其中,这是为何呀?通览当年的官方文书,在这场全面清除蓝党分子的大运动中,追捕、杀戮与大将军蓝玉谋反案有关的军中人士多少让人感觉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由头。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这场大运动中还有两个重量级的文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也被卷入其中。这是为何呀?

詹徽,湖广黄州府黄冈县人,秀才出身。洪武十五年十月出任刚刚改组的大明都察院监察都御史,正七品。詹徽出仕时50岁,人生经历很丰富。但他的人品不咋样,常常观风使舵,竭力迎合主子心思而行事,故而他被提升得相当快。在出任监察御史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詹徽就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可能相当于最高检察院实习副检察长,四个月后被授予实职。又数月后,詹徽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即大明都察院第一把手。这时距离他入仕为官大约只有3年时间。一个“秀才”花了3年的时间当上了大明文职事务官中的最高官僚,由此可以说,詹徽这个人实在不简单。

詹徽的“不简单”不仅反映在当官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而且还能紧跟大明第一人,力做洪武皇帝的好臣子、好学生。洪武中期爆发胡惟庸谋反大案后,朱元璋尽管一再声称用刑要宽严适中,但实际上他所推行的还是严刑峻法。对此,詹徽心领神会,每当用刑施法时,他总是就重不就轻。朝中很多大臣为之侧目,而皇帝朱元璋对他却“情有独钟”,曾向人这般解释道:“都御史詹徽刚断嫉恶,胥吏不得肆其贪,谤讪满朝。”

正如民间俗话所说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詹徽真实面目在许多同事眼里还是一清二楚的。都察院二把手右都御史即詹徽的副手凌汉就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很看不惯两面派的领导,两人常常“论议不合,每面折(詹)徽,徽衔之”。朱元璋似乎看出了其中的道道来,随后将凌汉“左迁刑部侍郎,改礼部”。可即使到了这一步,詹徽还是不依不饶,不断弹劾凌汉,直到最后皇帝将其降为左佥都御史才罢休。直臣茹太素也因看不惯詹徽的小人样,几次向皇帝朱元璋直谏,不料被詹徽所知,“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大才子解缙出于满腔的正义之气,“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李善长)事,为詹徽所疾,欲中以危法。伏蒙圣恩,申之慰谕,重以镪赐,令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

比起其他佞臣来,詹徽的小人之举就在于他在人们不经意间向主子进谗言,不露声色地耍奸使坏,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即使像朱元璋这样屡经风浪的“老江湖”却也一直未发现他有什么不轨之举,相反,还不断地奖赏他,提升他:洪武十六年九月辛酉日,“赐刑部尚书开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詹徽罗衣人一袭”;洪武十六年十一月,“赐礼部侍郎朱同、佥都御史詹徽、左通政蔡等十二人袭衣”;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壬辰日,朱元璋“命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署通政使司事”,即让他一人兼任两个中央部院的第一把手;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又“命左都御史詹徽兼吏部尚书”,也就是说至此为止,詹徽同时担任了大明朝廷中央三部院的一把手,这是有着何等权势的大官啊,谁能企及?!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洪武帝“以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开国公常升、全宁侯孙恪兼太子太保,詹徽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茹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任亨泰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修撰,杜泽、楚樟为詹事府丞,徽等以下兼官者并给其俸”。换言之,到蓝玉党案爆发时,一介书生出生的詹徽已经位列为大明江山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凉国公蓝玉等功臣勋将同埒的“师保”之伍,真是风光无限!

◎洪武宠臣詹徽突然变成了蓝玉谋反集团的核心骨干,这究竟是哪门子的事?

就在詹徽人生达到辉煌之巅时,凉国公蓝玉谋反案突发,原本文武官僚并不多大搭界,作为文职官的主管领导詹徽却被牵连到武夫谋反的大案之中,冤不冤呢?到底有没有什么依据?我们不妨来看看当年詹徽的供词:

“一名詹徽,年六十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人,任吏部尚书,逐招于后: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因见凉国公征进回还,权重,不合要得交结,同男詹绂前去凉国公宅内拜见,留于后堂。吃茶毕,本官对说:‘如今朝中无甚么人了,老官人你常来这里走遭,有一件紧要的话商量。’是(詹)徽依允回还。”一招常于直(值)房内与凉国公商量谋事。至二月初二日,有男詹绂传凉国公言语对说:‘本朝文官那(应为“哪”)一个有始终,便是老太师(指李善长)、我亲家靖宁侯也罢了。如今上位病得重了,殿下年纪小,天下军马都是他掌着,教说与父亲讨分晓。’(詹)徽回说:‘知道了。’朝退,至长安西门见何尚宝(应指东莞伯何荣弟弟何宏,其任尚宝司少卿),是(詹)徽对说:‘前日凉国公谋的事,上位知觉了,早是我当住两日,未拿下。你便去对哥哥(应指东莞伯何荣弟弟何贵,其任镇南卫指挥)说,教他上紧下手,莫带累我,就报与凉国公知道。’“一招本年正月内失记的日,是(詹)徽对男言说:‘我与峁都督说了,许我一匹马,你可去取来用。’有男依听前去本官宅内讨马一匹,回家听候谋逆。”“一招本年二月内,是(詹)徽令男到祝都督家要马一匹,又行分付:‘你去上覆都督官人,叫他明日自来说话。’有男依允前去,牵到黑色马一匹,回家备用。”“一招本年二月二十一日申牌时分,有金吾前卫指挥姚旺前到部内。是(詹)徽问说:‘你今日怎么得暇?’本官回答:‘上直(值)守卫,来望大人。’彼时就留姚指挥于后堂内,茶话间,是(詹)徽因与本官心腹,将伴当喝退,潜对本官言说:‘凉国公造反不曾谋成,倒把各卫头目都废了。’姚指挥又说:‘我一卫的指挥都拿尽,止存得小人一个,好歹也是数里的人。’(詹)徽应说:‘我也这般忧虑。近日见上位好生疑我,必是连我也拿下。’言罢各散。”

从上述詹徽及其儿子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口供来看:第一,詹徽与蓝玉之间的交往并不太多,可能就是同僚间的一般性拜会应酬而已,所以当詹徽带了儿子詹绂前往蓝府拜谒时,尽管蓝玉说了些颇有水平的煽动造反之言之语(假如这是真的话),但詹徽当场并没表态认同。事后蓝玉托詹徽儿子詹绂回家追问时,詹徽就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知道了!”说到底他还是没认同,更不用说去直接参与其中了。第二,从詹徽在长安西门对自己儿子詹绂的上级领导尚宝司少卿何宏所说的“教他上紧下手,莫带累我”那番话来看,詹徽根本没有参与蓝党谋反活动,只想保持荣华富贵的现状,甚至还担忧起眼前即将降临的大祸——“近日见上位好生疑我,必是连我也拿下”。第三,詹徽尽管在朝堂上表现得似乎很清正,但骨子里却十分贪婪、也很奸诈,向峁都督要了一匹马,又向祝都督要了一匹马。要马就等于造反?若是这等逻辑,那就太荒唐了!

詹徽的这种供述在他的儿子詹绂、詹三保和户部侍郎傅友文的口供中也得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佐证,因此说将詹徽牵进蓝党一案,确实有点冤了!但又可以说不怎么冤,理由是:第一,如果蓝玉之乱属实的话,那么詹徽的儿子詹绂似乎参与或认同了蓝党叛乱:大明尚宝司少卿何宏招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有凉国公晚朝到尚宝司闲坐,是(何)宏同詹尚宝向前作揖。有蓝大人对宏说:‘你尚宝司正管着被甲的金牌,可取出200面来。我明日教府军前卫孙指挥来领。’是宏听允,常同詹尚书于南厨内取出‘礼’字号金牌200面、‘信’字号金牌100面,在北厨顿放,伺候谋逆。不期凉国公奸党败露,伏诛了当。今因事发,被马黑黑指出,提问罪犯。”第二,取出被甲的金牌就凭蓝大将军一句话,尚宝司主管领导何宏、詹绂也够听谋逆首恶的话了,想想这事不得不让人一身冷汗。就此而言,朱元璋也不会放过詹徽父子。第三,詹徽平日里耍奸使滑,害了一批人,积怨甚深,又兼任朝廷中央三部院的一把手,权势太大了。臣下权力过大,朱皇帝最为不放心。第四,前文所言,詹徽随口向两个军中都督要了两匹马,两匹马应该是什么价值?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两辆进口豪华轿车的价值。大明人事部部长詹徽索贿够大胆的!朱元璋一向注重反腐倡廉,没想到平日看上去还不错的詹尚书是这等人,不杀不行!所以说将詹徽卷进大案里头,且把他杀了,似乎还真不怎么冤。

要说蓝玉党案中真正有着大冤的朝中文职大臣,就数傅友文了。

◎什么事也没有的户部侍郎傅友文却被扣上了蓝党谋乱首恶分子的帽子而被处死,冤否?傅友文,陕西巩昌府陇西县人,洪武二十二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升为试右侍郎,后转而实授。明代正史对他的记载相当之少。我们现在只晓得,傅友文在当户部侍郎时,他的上级领导就是户部尚书赵勉。赵勉是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女婿,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他因犯贪赃罪而被逮捕入狱,后被处决。这样一来,户部尚书一职暂时空缺,该部实际工作由傅友文主持着。

由上述傅友文的简单经历介绍来看,作为一个管粮管钱的中央财政部副部长怎么说都与军队搭不上多大的界,那么他是如何被卷入蓝党大案的?我们还是来看看当年傅友文被诛杀前的口供记录吧:

傅友文供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早,行至吏部直(值)房前,见詹尚书对说:‘凉国公回来了,我与你去望他一遭。’是友文应允,一同本官前到凉国公直(值)房内。拜见毕,本官请坐吃茶,因话间问道:‘傅侍郎你一向如何?’是友文回说:‘托大人福荫。’本官又说:我日同你根(应为‘跟’)殿下(指懿文太子朱标)到陕西时,见你好生志诚,常切想你。我因亲家靖宁侯为事之后,时常虑念。又见赵尚书为事,只怕(连)累了你,幸得公且无事。你如今把钱粮掌得清着,我已与詹公计定,若早晚事成,便要粮储接应。是友文回说:‘大人放心,动手时我与詹尚书两个自有分晓。’言罢各散。在后是友文时常到于本官并景川侯宅内往来,商量谋逆。又蒙景川侯赐马一匹,与友文骑坐。不期本官奸党败露,今被尚书詹徽招出前情,罪犯。”

从酷刑底下傅友文交代的内容来看,他与蓝玉关系并不怎么密切,甚至可能还不如詹徽与蓝玉之间的关系呐。大老粗蓝玉关心傅友文,担心的就是赵勉事件将他给牵进去,但实际上却没有,由此反倒可以看出,傅友文处事还是蛮谨慎的——赵勉是在洪武二十二年由刑部尚书之职与杨靖任职的户部尚书互换,到洪武二十五年年底出事,赵勉与傅友文一起共同工作了3年左右。3年左右两人中1人因贪赃出事,而另一人却无事,在苛繁暴政的洪武年代,傅友文可谓不易啊!至于所谓蓝玉谋乱要他做好财政上的准备,傅友文似乎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大人放心,动手时我与詹尚书两个自有分晓。”而上文提到的詹徽也是这样回答蓝玉的,且在实际行动中是持反对的态度,所以要说傅友文参与密谋叛乱,伏甲为变,纯属无稽之谈。

那么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将傅友文也牵进蓝玉谋反大案?倒是蓝玉给傅友文说的一句话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日同你根(跟)殿下到陕西时,见你好生志诚,常切想你。”原来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是由蓝玉、傅友文这两位重量级的文武大臣一路陪伴的,可回来后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丙子日,朱标却突然薨世了。这样一来,昔日所有对接班人的准备和努力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当了20多年“朱白劳”的朱元璋终于为此病倒了,“几将去世”。

一文一武两个大臣陪同太子到了一次陕西去,回来后太子很快就没了,而两个大臣却活蹦乱跳好得很,尤其是那个蓝玉还蹦跳得让已经垂垂老矣又雄猜狐疑的洪武皇帝感觉到极度难受:他跟傅友文说的那句:“我日同你根(跟)殿下到陕西时,见你好生志诚”,到底什么意思?这是说他蓝玉早就不“志诚”?只有不“志诚”者才会胆大妄为!由此而言,蓝玉必须死!既然蓝玉必须死,那么与其相关的那个一同上陕西去的傅友文也得要死。以此推演,任何潜在的危险分子与危险势力必须得清除干净,我大明帝国江山社稷才会长治久安!这恐怕就是生藏不露又满腹狐疑的朱元璋晚年大肆杀戮功臣勋旧、屡兴全国大运动的真正思维逻辑!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朱元璋发动清除蓝党大运动格外快捷、格外威猛,只要与蓝党分子有所关联的,不管是谁,统统都要逮捕、审讯,直至最终处死他们。在这样规模空前的政治大清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不来自军队,也不是蓝党分子在朝廷中的同僚,仅仅因为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因素,他们与所谓的蓝党及蓝党相关的人有所来往、联系而被扣上了蓝党分子的帽子,遭到了无辜的杀戮。苏州“十才子”王行(前文已述)、广东顺德文人画家孙、苏州粮长顾学文等人就是这样一类的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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